【殘疾歧視.來稿】「治療則預防」的愛滋病預防策略

 

文:譚家浚(公民黨新界西地區發展主任/葵青區議會增選委員)

 

愛滋病一直以來都是小眾議題,但感染者卻是最備受歧視的。所幸多個團體多年內努力推動,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終於在2018年2月6日舉行了公聽會,同場亦有香港愛滋病顧問局與香港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的主席聆聽持份者的意見。

 

平機會2010年調查發現,三分之一的受訪市民會迴避,甚至排擠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數字顯示,愛滋病在社會仍然是不能提的禁忌。如果,政府宣傳不着重更新病理和知識,只會令前線醫護人員、社會大眾,以至年輕一代,都對愛滋無知,結果反而帶來憂慮。

 

我曾陪同個案進行檢測,當時有一位男士陪同因針剌而進行檢測的太太。忽然,他拉走了太太,並告訴太太不要檢測了。如果政府知道你感染愛滋,會把我們全家都捉走。我當時非常驚訝,原來現在的香港對於愛滋病的認識仍然停留在非常原始的狀態。

 

事實上,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IAIDS)早於2011年曾針對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2012-2016)向顧問局發信,指出「『依舊行事』的愛滋病風險預防方式在男男性接觸者和跨性別人士社群裡已經不再可見。這些人群的愛滋病感染數據顯示出我們的集體預防方式遇到失敗的頻密程度遠遠多於成功或接近標準。」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下稱顧問局)對此仍然視而不見,其實不改變人們對於性的看法、對於使用安全套的態度及其他多管齊下的預防策略,再繼續倡議「預防愛滋病,請戴安全套」是並不足夠。

 

就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2012-2016),當中所提及的十一項目標推行進展大致達成目標,可見顧問局於上一個五年能完成所訂立的目標。根據香港每年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統計數字,由2012-2016年間,個案數字不跌反升,而且升幅比以往更高。由此可見,顧問局所訂立的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根本未能對症下藥。

 

事實上,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早前宣布,當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治療後,而其病毒量達至偵測不到的水平(Undetectable),便很大程度上不會再經由性行為傳播愛滋病病毒(Untransmittable)。

 

有關的研究可說是一大鼓舞,顧問局應該大力宣傳有關最新的病理知識(U=U),讓大眾理解Undetectable的感染者已經很大程度上不會再傳播病毒,同時讓感染者願意盡快投入醫護系統,達到治療則預防的效果。

 

對於愛滋病,以往所知是透過性接觸、血液接觸及母嬰傳染。但有關的醫學研究證明除了以上的傳播途徑,還需要衡量感染者的病毒數目。換句話說,即是感染者的病毒量達至偵測不到的水平,並不會透過以上途徑傳播病毒。

 

由此可見,只要感染者知道自己受感染,並且願意走入醫療系統治療,病毒量達至偵測不到的水平,便可大大減低社會上傳播愛滋病的途徑。奈何,顧問局似乎未有大力推動與宣傳有關的病理知識予公眾。同時間,亦未向治療則預防的方向作防治工作。

 

故此,我在公聽會上亦要求政府提供若干重要的數字,惟政府並未直面回應有關的要求。

 

首先,檢測方面。現時愛滋病檢測工作非常依靠NGO推動,故信託基金每年都會撥款予NGO為社群進行快速測試,不過只集中在顧問局所謂的高風險社群,主要是男男性接觸者。NGO推動的檢測教育工作可見其成效,包括於酒吧派發安全套、於桑拿進行快速測試等。

 

相反,在異性戀社群非常缺乏相對應的教育工作,故此異性戀社群可能未具廣泛檢測的意識。即使,其希望進行快速測試,但因信託基金削減了異性戀社群的撥款,變相只有極少數的NGO可以為異性戀社群進行快速測試。

 

我在會上要求政府,提交或研究有關現時香港對於愛滋病抗體的檢測率。因為只有提高整個香港的檢測率,才能知道有多少隱形的感染者,為他們提供治療,以達致治療即預防的效果。另一方面,要為HIV及AID作社群分類,若異性戀社群的AID比率比HIV比率高,就更能確定在異性戀社群的檢測意識極低,變相並不知道自己為感染者與否。而事實上,每個人都有機會感染愛滋病。

 

其次,即使感染者願意走入醫療機構,但若果並未造就一個友善的醫療環境,只會令感染者流失。香港的愛滋病病毒治療十分先進,可是恐懼及標籤令不同人士,特別是性小眾不敢向醫護人員或其他人就健康問題求助。故此,我要求政府提交現時感染者就醫後的流失率及研究流失的原因。而政府亦應進行相對應的政策造就友善環境:盡快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並且提交立法的時間表,免卻性小眾所遭受的雙重歧視,而願意接受愛滋病病毒檢測,亦願意進入醫療系統;加強認識愛滋病及感染者的教育,讓香港市民了解愛滋病只是慢性病,並非世紀絕症。而且當感染者的病毒處於極低水平,根本不會有任何的傳染性;停止再以濫交作為感染者的標籤,包括醫護人員、政府及大眾,有關的標籤只會加劇感染者的心理壓力,最後離開醫療系統。誠如我開文所說,其實不改變人們對於性的看法,事實上作任何的工作都是徒然。

 

最後,政府理應加強感染者的支援。香港愛滋病基金會曾於2015年10月調查,發現66%院舍明言拒絕接收愛滋病感染者,另有14%院舍不願答覆,結果僅有20%院舍表示願意接收感染者。院舍拒收的理由主要是擔心無法提供感染者需要的隔離病房及高度護理服務等配套及擔心會流失前線員工及舊有院友。由此可見,雖然愛滋病在香港已經超過30年,不但一般大眾對此不理解,甚至具專業資格的人士亦不甚理解,仍誤以為愛滋病是世紀絕症,曾有院舍的前線員工擔心接觸感染者會被傳染,因而拒絕照顧,甚至有人直言因此辭職。在現時人手短缺下,管理層擔心員工流失,於是拒收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另一方面,感染者缺乏情緒支援的服務。現在,感染者就醫的地方通常是綜合服務,包括全面的檢測、注射疫苗、醫生與護士的會面、駐院社工等,而且全程並不會高呼感染者的名字,而是以編號代替。當中惟獨欠缺情緒支援的服務,但事實上感染者因種種原因均有機會有情緒上的波動與情緒支援的需要。

 

自1981年6月6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通報全球首宗愛滋病毒感染案例,愛滋病於世界各國蔓延。80年代,世界各國均對於愛滋病心存偏見與歧視,甚至放棄優先處理研究愛滋病的治療,至今愛滋病已造成超過三千萬人死亡。事實上,每一位感染者都是活生生的人,而非一組數字。縱使,醫學昌明使感染者的壽命與正常人無異。但心理上的壓力似乎從未因醫學昌明而消退,歧視和偏見足以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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