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畫對抗死亡 紐約愛滋畫展揭幕

 

霍夫曼(Richard Francis Hofmann)是一個曾經活躍於紐約東村的藝術家,在1980年代,不少知名夜店採用他創作的壁畫,包括Danceteria、Pyramid及 Limbo Lounge等。但1994年死於愛滋病後,他的名字迅速地被大眾遺忘了。

 

霍夫曼的伴侶陪伴他度過人生的最後五年,並在他逝世後,將他的大量作品,保存於布碌崙一處地下室。直到最近公寓轉賣,這些畫作才重見天日。

 

這些畫作目前在布碌崙紅鉤區(Red Hook)的BWAC藝廊展出,展期至4月14日。展覽主題名為「為活下來而畫:1985年至1995年」(Painting to Survive: 1985-1995),展出霍夫曼等12位畫家的作品,這12人在1985年至1995年間,或親身經歷、或身邊有人飽受愛滋病之苦;此次畫展,就是在紀念那個視愛滋為瘟疫的年代,以及在那些年裡遭受磨難的人們。

 

恐懼與歧視的年代

 

「之所以是1995年,因為那一年雞尾酒療法(HAART)問世,愛滋病的治療出現曙光;從人人聞之喪膽的絕症,轉變為服藥就可能控制的慢性病。」檔案學家、Visual AIDS 網站委員會成員蘇爾(Sur Rodney Sur)說。

 

蘇爾是一名長期致力於愛滋病防治的社會運動者,他在畫展的現場擺攤,接受觀眾諮詢,回答各種愛滋病相關問題。

 

愛滋病患在1996年後,受惠於雞尾酒療法,存活率及醫療品質大幅改善。但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期,美國社會對於愛滋病的恐懼是極為巨大的。

 

由於資訊的缺乏與以訛傳訛,愛滋成為近代史上被汙名化最嚴重的疾病。高死亡率、沒有解藥,以及患者皮膚上出現形狀駭人的卡波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都加深了大眾的恐懼與偏見。

 

當時許多人以為愛滋會透過飛沫傳染,有超過一半的美國民眾支持隔離愛滋病患,更有人要求在患者身上刺青以作為標記。據紐約時報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1985年所作的民調,近半數美國人相信如果與病患共用一個水杯,就會感染愛滋;還有近三成民眾認為愛滋病會透過馬桶座墊傳播。

 

由於輿論及主流媒體,將病症與男同性戀者連結起來,愛滋病曾被叫做「男同性戀的癌症」(Gay cancer)、「男同性戀免疫不全症」(gay-related immunodeficiency)。大眾的誤解加強了對同性戀族群的疾病與背德烙印,使同志族群在面對這個狀況不明的兇惡疾病下,處境更為艱難。

 

疾病陰影下的紐約

 

由於當時超過半數的病患住在紐約市,這股鋪天蓋地的恐懼籠罩了東村。

 

策展人溫伯格(Jonathan Weinberg)形容了當時的東村:「在1980年代早期,曼哈頓下城對於年輕藝術家而言,是個充滿樂觀主義與機會的地方。這些人的父母被稱為『最偉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而他們也受惠於1970年代之後的經濟榮景。」

 

然而愛滋病的流行,使富含藝術與自由氣息的東村,蒙上死亡的陰影。一些藝壇新秀,像是霍夫曼或利達(Marc Lida),被愛滋病奪去了性命。還有更多人因此失去了親人與摯愛。對於走過那個年代的人,愛滋病不只是流行病,而是社會的集體創傷。

 

「此次參展的12名藝術家,生命都因為愛滋病而受到重大影響,有人的親友因為愛滋病過世,有人的親友仍在與愛滋病奮戰。」溫伯格說。

 

一名前來觀展的紐約市民Luc表示:「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可能很難想像,在30年前,這個疾病造成了多大的痛苦與恐慌。」他說,在他認識的人中,大約有40人因為愛滋病而死亡。

 

調查記者法蘭斯(David France)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名為「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Citizens and Science Tamed AIDS)的著作,書中描述了他在1980年代親身所見的愛滋經驗。

 

他說,在1983 年,全國性電視台首次報導了一名愛滋病患的死訊。約1500人聚集到紐約中央公園,為死者舉行燭光禱告晚會。法蘭斯目擊到許多與會者消瘦憔悴的身影,令他對疾病的具象化震撼不已。

 

他也曾拜訪醫院,看到臉頰凹陷、雙眼流露驚恐的病患。有人的眼睛與嘴巴張得大大的,但事實上已經失明了。

 

Luc說:「當年的東村彷彿由天堂變成地獄。不要說警察與民眾草木皆兵,連同志圈裡的人都不太明瞭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只能通過耳語,知道誰誰誰得病了,很難想像有任何一種疾病,能如此攙雜著羞愧、猜忌、不信任與無助。」

 

過早結束的藝術生命

 

身為策展人的溫伯格,此次也拿出了他珍藏的利達作品。利達是溫伯格自青少年時期就認識的友人,兩人1972年在一個藝術夏令營結識,是同鋪的室友,而且很快就成為了至交。

 

利達的畫作曾被藝評家桑達克(Maurice Sendak)形容為「充滿機鋒、情色,華麗而蘊含力量」。在1992年利達因愛滋病過世後,他的家人將他遺留的畫作交給溫伯格收藏。

 

溫伯格說:「在過去,這些畫作因為藝術家生命戛然而止,無法獲得更多的認可與名聲。但我認為這些都是十分傑出的作品,甚至有許多被世人低估了。」

 

Luc認為,對同志及疾病的汙名化,也造成大眾難以認識這些作品的價值。

 

他說:「比如利達描繪了許多性交、同志酒吧的畫作,在過去就會被認為是骯髒、不入流的。但如果人們願意屏棄偏見,就會發現他的筆觸非常誠懇,他很入世、對人充滿關懷,畫中的他是憂鬱的,但他不會高高在上的對別人妄加批判。」

 

文化與政治的戰爭

 

此次展出的作品以具象及表現主義為大宗,溫伯格表示,這場展覽除了展現藝術家們生活在愛滋恐慌年代中的心情,也在銘記雷根與布希執政年代下的一場文化戰爭。

 

美國在1981年出現愛滋病例,到了1985年,疫情達到第一波高峰。由於早期研究及報導都將矛頭指向同性戀者,也對社會衛生及管理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

 

1985年,紐約第一次有同志酒吧因此被勒令關閉。同年舊金山市政府下令關閉所有的同志三溫暖和私人俱樂部,舊金山警局還提供巡警特殊口罩和手套,以避免他們碰觸到疑似罹患愛滋的病患。罹患愛滋的房客被房東趕出公寓,社會安全局人員為了避免與患者面對面接觸,只願意進行電話訪談。

 

溫伯格說:「這些藝術家除了透過畫作,表現出他們在死亡環繞下的感受,也是在控訴政府對於愛滋病的漠然。」

 

雷根政府在1982和1983年,沒有挹注任何預算用以研究愛滋。甚至在接下來幾年,白宮要求的數目都低於國會撥款。一般咸認,這是因為新右派是幫助雷根入主白宮的主力,但同性戀者是新右派強力抨擊的對象,而愛滋病被視為同性戀的疾病,因此聯邦政府遲遲不願動用政府預算協助愛滋病防治。

 

此外,雷根提倡的經濟政策,也使愛滋病研究淪為大幅縮減聯邦社會服務預算下的犧牲品。事實上,雷根遲至1987年,才第一次在公開談話中提到愛滋病。

 

蘇爾說:「在這個展覽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創作年代背後的政治背景與意涵。這些畫作呈現的,不只是個人生命中的苦難與掙扎,而是一整個年代中,部分人士為了消除歧視與抵抗政府所作的努力。」

 

「雷根直到他任內的最後一個月,才願意鬆口提到愛滋病。」溫伯格說,「對於這些創作者,對抗愛滋的過程就是一場戰爭,而繪畫是我們對抗這場戰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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