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流感不源自西班牙?獲此名竟因跨國政治陰謀!你所不知道的

 

1918年,一種稱為「西班牙流感」( Spanish Flu )的傳染病,在全球大爆發。世界17億人口,有5億人受感染,超過5000萬人死亡。這是全球疾病史中,最悲痛的一頁,也是疾病命名史中,最醜陋的一章。

 

「西班牙流感」,其實不是源於西班牙。在西班牙發現疫症前兩個月,流感早已在美國蔓延,法國也比西班牙早數星期爆發疫情。

當時,正值世界一次大戰,各國審查媒體,不容有打擊國民士氣的新聞。當作為中立國的西班牙也爆發疫症時,各國便把疾病命名為「西班牙流感」,嘗試把責任推給西班牙,西班牙也只能被動地否認,以當地著名歌劇「那不勒斯士兵」( Naples Soldier )稱呼大流感。可是,後世大多只知道「西班牙流感」,而不知「那不勒斯士兵」。

 

從「西班牙流感」的例子看到,疾病命名,可以是一個非常政治的過程。人們會為眼前的危機,找代罪羔羊,又或者藉此造成標籤效應。

 

 

撇開政治因素,疾病命名也未必經過專業判斷。在一些地區,首先為疾病命名的人,可以是政府官員或者傳媒人,而非疾病學專家。疾病命名有誤,可以威脅公共衛生安全,並帶來重大的經濟損失。

 

 

2009年,全球爆發A型H1N1流感,最初這種流感被稱作「豬流感」。埃及以防止豬流感為由,屠宰超過30萬頭豬隻。但是,其實A型H1N1流感是人與人之間傳染的疾病,並沒有充分證據由豬傳人。這次事件,令埃及國內的少數民族科普特人( Coptic Minority )損失慘重。

 

 

另一個例子,是愛滋病。在1986年前,它被稱為男同性戀免疫缺乏症( 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這不單對同性戀者構成極大的標籤效應,也令人低估了不安全性行為的危險。

 

 

聯合國旗下的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希望減低疾病命名過程中的主觀因素。他們一直主持國際疾病分類(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 ),批核疾病的最終名稱。在2015年5月,世衛更新了傳染性疾病的命名指引。在新指引下,新疾病命名時,不會列出特定的地方、物種和以性別、宗教、文化特徵劃分的群體,也不會用上「未知」、「致命」等警告性用語。

 

 

反之,世衛在命名疾病時,會選用更多描述性用語。例如,描述病徵 ( 如水性腹瀉、呼吸道感染 )、爆發季節、身體受感染部位、病原體 ( 如冠狀病毒 ),也可用較中性的詞語形容受影響的群體( 主要是年齡層 )。世衛的新命名指引,看來客觀、專業,而且很合理。

但是,也並不是所有科學家都認同新指引。有科學家認為,世衛的做法,只會製造很多人們不太可能記得的名字。例如「伊波拉病毒」,可能成為「2號絲狀病毒性出血熱」( 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2 )。也有科學家指,這樣的命名方法,可能會忽略了一些重要資訊,例如動物物種可以是重要的病毒傳播媒介。

明尼蘇達大學生態學者華萊士( Rob Wallace ),於2016年出版《大農場大流感》( Big Farms Make Big Flu )一書。他的研究分析人畜共通病( Zoonosis )散播,與人類經濟作業的關係。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下,畜牧作業單一化、集中化,令到動物對病毒的免疫力減弱,病毒有足夠空間在動物身體變異,演為化傳染人類的病毒。另外,人類的食用習慣,和對森林的過度開墾,也會有影響。

 

 

華萊士認為,考慮政經因素,在命名時加入地域標籤,對預防疾病仍然有很大幫助。他以伊波拉病毒為例子:伊波拉病毒,得名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河區。伊波拉現在已演化為區域性疾病,伊波拉這個地方名,看似對我們理解病毒沒有幫助。

但是,伊波拉病毒當初之所以大規模爆發,與當地的政經情況很有關——因為大規模伐林和開採林礦,以及當地的食用習慣,人們長期與蝙蝠接觸;加上,當地政府經歷長期的結構調整,醫療體系落後,疫症初出現時,政府無以應對,最終演化成大規模的人傳人爆發。

 

 

或者,我們短時間內,也不會得出一套完美的疾病命名系統。但是,我們可以理解疾病命名也有它的政治性,以令到我們更全面理解疾病的源由、影響,也避免對某些社群施加不必要的標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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