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燭光日:聽祁家威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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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昆明醫院,是兩層樓的日式木造建築,不是現在這樣子的。那時,我曾經陪著朋友來看AIDS,有些醫師並不是相當友善,看見同志就會指指點點。當時我所陪伴的朋友很受傷,我就上前與那個醫師理論。」祁家威在拍照過程中,悠然地說道。當時我們正站在峨嵋停車場頂樓,向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望去,眼前是佇立在二層樓高遮雨棚上,稍稍褪色於西元2002年所掛上的紅絲帶,以及某層樓窗口懸吊而下,令人注目的彩虹旗。

 

許多人藉由同志運動場域中,佇立於高處飄揚的彩虹旗,認識祁家威。但他也是愛滋防疫中相當具有影響力的一員。他不隸屬於任何一個機構,他就是「一個人」牽起與政府之間防疫的合作,撐起他稍帶狂傲所謂「祁家威式的愛滋防治行動」。

 

曾經於身上穿滿保險套地站在街頭,推廣安全性行為;也曾經收容過,在那個年代苦無所依的愛滋感染者。雖然外界對他的作法,並非完全無異議。例如:祁家威於雞尾酒藥物發明前一年,1994年,連續控告三名愛滋感染者蓄意傳染愛滋,他當時認定了這三名感染者已涉及報復,因而公布了當事人的姓名。曾與董念台欲組成愛滋感染者催討大隊,進而引發愛滋社群反彈與憤怒。這些爭議讓祁家威直至今日,仍使部分愛滋運動者,無法諒解。

 

 

 

是什麼契機讓你投入愛滋防治?

 

祁:那年中秋節,是我第一次去新公園,我一直以來都喜歡年紀比我小的,剛好當時是全世界剛有AIDS的時候,臺灣只有一個外國過境的愛滋案例,當時公衛人士說『臺灣遲早需要面對這個問題』,他們就想到一招,叫學生去公園,假冒成Gay去宣導『不要太過於性氾濫』。我一看到新聞時,就感覺大大不行,怎麼能夠叫學生去假冒,這對學生也會造成不應該有的壓力。我當時就跟他們說,同志這塊由我來,例如要發問卷或調查時,就可以由我負責。當時就由他們開始合作,直至我被政府構陷入獄,才結束為期短短幾個月的合作。

 

曾否遇過運動路線上跟您有差異的?

 

祁:剛開始哪有什麼路線?獨門生意嘛!後來當然有。如權促會及關愛之家等,與我的觀念都是不同的。

 

早期關愛之家的成立,我支付了第一年的租金,一次付清。我不希望租到一半,房東知道是收容愛滋的,就不租了。三房兩廳40坪的空間,一開始收了兩個人,兩個人各買七天份東西,一個十人份的大冰箱塞不下,因為一個人吃辣另一個不吃。才兩個人,就可以出現不合。當時我就不贊成這種住家式的,希望每個人一間各過各的。因為心理因素對愛滋是很重要的。

 

後來到天母去經營,前後收了130人,在還沒有雞尾酒療法的年代,死掉110個。這與心理作用脫不了關係。

 

有一種病症叫假愛滋,沒有感染但出現的症狀是一模一樣的,免疫力會下降。沒病毒怎麼會下降呢?這就是心理作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曾做過一個實驗,把人綁起來用黑布矇眼,說要把他放血致死,接著用冰塊在手腕上畫一下,讓他以為是真的被放血,而兩個小時以後那人真的死掉了。

 

心情不好抵抗力就會下降,看到隔壁房的死了,葬儀社來搬運,過沒多久這個人也會死。心理機轉會活化很多東西,比方抑制身體增強抵抗力。有的人靠吃補讓抵抗力提高,但同時病毒把攻擊力也提高,維持高的還是低的容易呢?一旦抵抗力往下掉的時候病毒就攻過來。在早期沒有雞尾酒療法時,我的主張就是維持低檔的健康狀況,病毒相對也就很弱。

 

這樣的說法當時應該鮮少人接受。照護的效果如何呢?

 

祁:那時我前後經手約十位個案,幾乎沒有因愛滋而死亡。有一位是骨癌過世的,另一位是胰臟癌死的,有一位現在還生活在屏東。我免費提供住宿,只要個案轉每個月的吃飯錢,剩下可以去照顧更多需要的人,不管是在哪個單位都好,一樣是為愛滋的防治工作做努力。

 

早期不同路線上的爭執,每個人有不同立場,我不會有埋怨或恨意。

 

當時如何與媒體的合作?

 

祁:一開始媒體對我也不是很幫忙,後來才與媒體合作越來越好。

 

當年臺北車站的帆布標語和十字架,重達三、四十公斤,要從屋簷垂下來到天橋,總共四層樓,是所有男記者幫我爬鷹架搬運上去,再拿攝影機拍。

 

曾經在臺北市剛開放坐公車廣告時,我做過第一檔,可惜後來審核不過,廣告公司就幫我弄到三重客運臺北線,一樣會開進臺北市。當時簽約是42.5萬,我先付了訂金18.5萬,還差24萬,因為後來無法照合約上臺北市公車,24萬尾款就沒收,當作公益。42萬的廣告,二十輛公車,跑三個月,我只付了18.5萬。雖然我可以把一塊錢可以當三塊錢用,但還是要花到那一塊錢。

 

現在的名嘴董智深,當年是中時晚報醫藥記者,跟我很要好。在還沒開始募款錢,有一次活動缺錢,他問我還差多少,我說差八萬,第二天早上七點他按我門鈴,帶著八萬塊說你先拿去用。我跟他的交情是有革命情感。

 

 

如何面對生死?

 

祁:我的人脈經歷有許多特別的事情,也給早期這些記者上了很多課。當年第一位本土感染的女性性工作者發病,在台大醫院過世。在AZT都還沒的年代,發病就是死,幾乎不超過七天。那位女感染者住院,我去探望她之後三天就死了。之後記者訪問說我的心情感受,我答了兩個字,讓十四位記者驚訝得寫稿筆都掉地上。他們說全世界都可以講這個話,唯獨最不可能講這兩個字的就是祁家威。我說,「活該」。

 

今天一個小護士,剛護專畢業進到醫院工作,分配到加護病房,照顧一個老奶奶,兩週後過世了,很難過就哭。可是三十年的老護理長,麻木不仁,到病房後只說:『床單趕快換掉收掉,氧氣筒收到庫房』。小護士繼續哭啊。一週後照顧一位老爺爺又死了,她又哭;再換照顧一位媽媽又過世了,兩個月以後小護士受不了,辭職不幹,心理負擔太重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當時,我拉著人到南昌檢驗所去篩檢。性病防治所從早上9點到11點下午2點到4點,一天4小時,一週5天才20小時;而南昌檢驗所早上8點到到晚上8點,12個小時,一個禮拜7天共84個小時,篩檢服務能量是官方的四倍之多。所以不管如何,我反正就是拉出一百多個感染者給政府。我的處理方式是,已經感染的找出來,以利追蹤,接受醫藥知識的訓練,降低發病;已經發病住院把症狀控制好轉出院。早期的觀念就是這樣,沒有感染的不要感染;已經感染的找出來,不要發病;已經發病讓他好轉出院。一旦出不了院,過世了,關我屁事?畢竟又不是我傳染給他的。我其實用小護士的心態作前面活著的階段;一旦死了,我就變成護理長的心態:自己的業障自己承擔。

 

我爸過世的時候,我從頭到尾沒哭。八十歲心肌梗塞走了就走了,該上香就上香。我從小就看透生死。我用小護士跟護理長的心態去轉換,死了就不關我的事,我只管活的。

 

臺灣愛滋感染者仍會有死亡個案,多是出於對醫療的恐懼。

 

祁:其實當政府官方遇到瓶頸的時候,可以借重我來溝通,而非一直試圖扯斷我跟感染者的連結。在性防所早期木造樓房時,有一次我帶個案去,正幫忙取回驗尿檢體瓶,在長廊走回時還沒轉過轉角,就聽到護理長私下問他說『誒,那個姓祁的跟你收多少錢?』同樣句子用不同的抑揚頓挫發問就有不同意義。像是『他有沒有跟你收錢?』那答案是可能有或可能沒有;,但『他跟你收多少錢』,那答案就預設是一定有。而稱呼我是「姓祁的」,是一種不重視及不友善。當事人聽了之後說,『他還沒跟我收,可能過兩天要跟我收。』這樣其實就切斷了我再跟他們的連結,讓人家覺得不要給我服務照顧就不用付錢。後來我一轉過去她一看到我,就假裝沒事。

 

個管師或醫師有時不希望自己的專業讓民間團體或人士介入。

 

祁:如果不信任,他們就無法運用這些可以有效率的處理的人。所以官方連結上就不能一以貫之,像壽險界推的終身服務。還好莊苹一直在位置上,累積十幾年人脈,如果她調動或升遷了就會影響到那個信任度。

 

專業人士聽起來從以前八零年代到現在,已經三十幾年了,都還是用一種很極權的方式在思考,不太願意讓權力外放給非專業人士,可是其實很多非專業人士知道的東西不會比專業人士少。

 

祁:政府現在有很多的制度的約束,拿採購法做比喻,不同金額的公開招標有不同限制資格,這是政府防弊的約束,因為很多東西有心人想圖利謀財。有這種制度上瓶頸約束,其實可以盡量地從側面迂迴配合。像我七、八月時搞活動,等到九月官方有經費時再做,就不該說我是出風頭、譁眾取寵。反而應該感謝再經費沒辦法使上力的時候,有我作活動把暑假年輕人性活動頻繁的時候熬過去。不能頒獎至少也輕描淡寫,不應予以否定,扣上標新立異譁眾取寵帽子。

 

小護士與護理長似乎分別代表著感性與理性。目前大部份推動同志運動或愛滋防治,都很習慣用感性去影響群眾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祁:早期有些運動者慣於塑造悲情主義,但在我的運作裡,不容許悲情事件發生,就算發生我也不用那種方式訴求。黑街事件、AG健身房事件等,一直與政府對立,塑造出來被迫害被打壓,只會造成更多的打壓。

 

以前不管刮風下雨,我幾乎天天晚上都去新公園。有一次我晚上十點去,看到八個警察在水池邊臨檢看身份證,我就過去說『誒,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他們一看到我就收隊。第二天我八點到,八個警察又在水池邊,我又跑過去,『誒,今天又來啦!有沒有要我幫忙的?』警察馬上收隊離開。第三天我五點在省立博物館前面等,六點兩輛警車一停,車門打開腳才跨下車,長官看到我,腳就收回去車門關起來開走,連下車都不肯。

 

因為剛剛說悲情訴求製造爭端,讓立法院、市議會開始質詢,才會有那些臨檢行動。我的方向就是,何必製造衝突爭端讓人家來打壓?要想辦法去化解。臨檢會問不友善的問題。臨檢找通緝犯是合法的,但若問了不當的問題,像是『你是一還是零?』、『你是幹人還是被幹的?』問這種問題,就是帶污衊歧視心態,我不容許這種狀況。所以我的處理方式是,需要臨檢我叫大家過來列隊配合臨檢,反而這樣,第四天他們就不來了。要想辦法化解衝突,而不是希望有衝突發生的時候再來訴求悲情。

 

 

 

愛滋燭光日是要紀念過世的感染者們。祁大哥有對哪次活動,甚或喪禮、告別式印象深刻?

 

祁:媒體比較會注意的是1996年田啟元過世的故事,他是一個有才華的人,過世非常可惜。權促會辦的被單活動,在自由廣場舉辦,滿多人的。剛開始國外流行被單活動的時候,他們就移植到台灣弄。

 

在愛滋燭光日,有一些人已經離開,你會不會想對現在還活著,或還在為這件事情努力的人說什麼話?

 

祁:這些相關的活動,都是要引起大眾對愛滋的重視。希望大家不要只在那天做,而是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要去關心、重視這個問題。

 

 

從1985年至1999年間,祁家威活躍於愛滋防治行動。早期,愛滋無法由醫療妥善控制,直至1995年,何大一提出雞尾酒療法,在病毒控制上才獲得良好的進展。在面對不斷發病與死亡的年代裡,祁家威在行動路線上選擇運用大量的媒體資源,使防治議題能夠被更容易且大量地曝光,但這樣的行動模式也同時造成了部分的問題。臺灣社會對愛滋印象形構的過程裡,祁家威劃上了難以抹去的記號。那樣的方式留下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受到個人對於疾病與人權價值的看法不同所影響。

 

訪談過中,祁家威未曾迴避過我們任何敏感的刺探,卻始終讓我們感受到一段距離。在面對這些行動路線上的分歧,他用著他的方式去跟社會應答。當時我們詢問他,如何有勇氣在那個年代裡,選用這樣的方式去與社會做溝通?『我有很多怪招,來自於我的家庭,11歲到14歲那幾年,我父母給我的訓練是「沒有框架的」,很多事情都有俗成的套路可循,就像是中秋節一般人會吃月餅,端午節要吃粽子一樣,不過我們家就沒有遵守。他們當時把所有刻板的、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情通通打破。』祁家威如是說明。

 

他當年的言語與行徑下,也許正反映著那個年代裡,死亡與疾病的迫近。愛滋燭光日的今天,我們回看這個在愛滋運動中,略具爭議的人物,但他也確確實實地實踐過他的想法,對於逝去的人們我們緬懷,但也正誠如祁家威所述「這些相關的活動,都是要引起大眾對愛滋的重視。希望大家不要只在那天做,而是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要去關心、重視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