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三十】同志解嚴:讓文學「歷史化」婚姻平權

資深同志運動者祁家威要求政府承認他有權跟同性結婚。他堅持了幾十年,大法官終於在2017年5月24日承認憲法保障同志婚姻權。我自己深深震動了:一方面因為大法官釋出的好消息來得太快(我本來以為還要爭取十年),另一方面因為祁家威的形象變得太劇烈。民眾現在將祁家威視為人權英雄,可是在我小時候,在台灣還沒有解除戒嚴的時候,人們可是將祁家威視為讓人排擠的社會敗類啊。

社會主流目前崇尚、堅持甚至執迷「台灣主體性」,但弔詭的是,社會同時也對台灣歷史嚴重失憶。既然歷史失憶症盛行,那麼我接下來就來進行「歷史化」的工作,將祁家威放進歷史向度來看。

我要說明一下為什麼我說台灣社會的歷史失憶症盛行。來看幾個指標:

  • 雖然台灣解嚴已經屆滿三十年,但是各界對於解嚴三十年紀念的反應大致冷淡。這個指標在乎「週年紀念」,可能讓某些人覺得太形式化、太公式化。我也就不必太執著第一個指標,但下一個指標很驚人。
  • 各地年輕人(例如學生)熱烈要求學校拆除蔣介石銅像,但是同一批人大致上對於蔣介石時期的一般民眾故事卻沒有興趣。也就是說,人們談到戒嚴歷史的時候,太在乎政治名人的不凡,卻很不在乎一般民眾(例如我們自己的阿公阿媽)的平凡;人們熱衷討論蔣家各個名人以及宋美齡的暗黑野史,卻沒有興致知道那些政治名人底下的同性戀者以及其他社會邊緣人如何苟且偷生。我在各地演講《同志文學史》,非常清楚許多年輕讀者對於戒嚴時期的同性戀故事缺乏興趣,但是他們卻對蔣家秘辛大有興致。這種對比(在乎政治名人卻不在乎小民)正是一種歷史失憶症的病徵。
  • 目前當紅的政治人物(以及前朝的政治人物)都跟戒嚴迫害有關,其中不少人是當時被剝奪人權的受害者。可是,他們現在還記得曾堅持人權價值嗎?他們這些當年的人權捍衛者在今日對於同志人權的態度為何?

那麼,各界人士(尤其沒有經歷過戒嚴時期的年輕人)要如何認識戒嚴時代的小老百姓?我強烈建議閱讀戒嚴時期相關的各種文學作品(在戒嚴時期出版的文學,以及回憶戒嚴的文學),例如閱讀蔣經國傳、蔣介石祕辛之類歷史書籍之外,也要閱讀文學書。理由很簡單:歷史書大致只會紀錄大人物的(不管正面或負面)事蹟,但不會記憶小老百姓。小老百姓只存在於文學作品中。

好了,來看1980年代。在1980年代,蔣經國去世(1988年)之前,台灣社會一講到同性戀,只會想到三個人:作家白先勇(以《孽子》著稱)、作家光泰(以通俗愛情小說著稱),以及不務正業(沒有正當職業)的祁家威。我在《同志文學史》書中指出,這三位人物在當時冒著被批鬥的風險,勇敢公開談論同性戀,並不是因為當時社會風氣開放(事實上當時台灣非常保守),而是因為愛滋的衝擊。他們被愛滋挑戰,便不顧一切仗義執言。白先勇和光泰以作家身分勸導民眾不要因為愛滋而歧視同性戀,而祁家威卻是以「奇裝異服」、「荒唐言論」出名的愛滋義工。他奇裝異服,打扮成公主或是耶穌基督上街;他言論荒唐,早在1986年就向台灣政府要求同性結婚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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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祁家威是台灣第一位將同性婚姻提請大法官釋憲的同志運動者。他在1986年解嚴前,向台北地方法院公正處申請同性婚姻遭拒,遂轉而向立法院請願再度遭拒。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下,他的這項舉動使他遭受牢獄之災,曾被關押在警備總司令保安處、新店軍監、台北看守所,形同政治犯。

戒嚴時期,社會根本不能接受同性戀,但是祁家威卻揚言要跟同性結婚-對大眾來說,祁家威就是在鬧笑話嘛!八卦雜誌喜歡採訪他,甚至為祁家威拍攝男人跟男人結婚的婚禮照片。一般民眾一看到祁家威就恥笑,而「躲在暗櫃」的眾多同性戀民眾也紛紛跟祁家威保持距離,擔憂祁家威破壞同性戀的形象。

解嚴後的1990年代,社會風氣已然改變,人們比較願意公開談論同性戀,可是還是將祁家威當作怪物。祁家威自己寫了科幻小說,他的小說家身分比較不為人知,但老一輩的讀者可能知道,祁家威的名字曾經成為小說中的角色為人所知。軍人出身的知名作家履彊有一篇短篇小說〈都是那個祁家威〉(收錄於《兒女們》),描寫兩個台灣退伍軍人相依為命,形同同性夫妻,卻不知道他們已經在具體實踐同性戀生活。故事裡兩個老人抱怨:

就是因為報紙常常刊登祁家威的新聞,所以他們讀了報紙就焦慮自己也有愛滋。

祁家威這個名字就是一個符號,一方面讓人聯想到愛滋,另一方面讓人聯想到不被承認的男男同居。

1990年代民眾比較不關心名聲怪異的祁家威,轉而關注讓形象良好的出櫃作家許佑生。我說許佑生形象良好,是指他享有報社工作履歷、留學美國的學歷,更能夠說服中產階級民眾接受同性戀。相比之下,沒有固定工作、沒有良好學歷的祁家威並不能展示同樣美好的形象。

1996年,許佑生跟白人男朋友公開舉行盛大的同志婚禮(多位民進黨名人參加,但昔日的人權鬥士陳水扁婉拒出席),還出版男男結婚題材的小說《男婚男嫁》,成為新聞焦點。許佑生的男男婚禮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李安的1993年電影《喜宴》(影片中的台灣男人也想要跟白人男朋友結婚),許佑生和李安的同性戀結婚故事都可以在台灣歷史找到前例。與其說許佑生喜宴只受到李安喜宴的影響,不如說許佑生和李安兩個人都不知不覺中從祁家威的奇怪言行得到靈感-畢竟大家(包含許佑生、李安,以及我小時候)都在1980年代就聽聞祁家威想要跟同性結婚的荒唐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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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1996年作家許佑生(左)在台北福華飯店,與烏拉圭藉伴侶舉辦婚禮,這是台灣、亞洲首次同性戀者公開舉行婚禮,當時國內政治、文化、媒體等知名人士皆到場祝賀。時任台北市市長陳水扁,以養病為由未出席,僅由新聞處長代表代讀講稿。

那麼,在祁家威之前,有沒有台灣人想要同志婚姻呢?

當然有跡可循。只不過,前輩們大致採取低調的同性「同居」,而不是高調的同性「婚姻」。

我在《同志文學史》中再三強調,要認識同性戀在台灣的歷史,就要看台灣的文學。正統的歷史和歷史課本只會紀錄大人物的豐功偉業,只有文學才會紀錄小人物(例如同性戀者)的喜怒哀樂。剛才我提及的通俗愛情小說作家光泰在1970年代出版了一本以男同性戀者為主人翁的小說《逃避婚姻的人》,這本小說因為同性戀話題轟動一時,祁家威應該聽過、看過。這個男同性戀主人翁並沒有逃避婚姻,反而接受了婚姻:原來,他的異性戀朋友想要擺脫情婦,便把情婦送給主人翁當老婆,想要逃避婚姻的異性戀將婚姻這個燙手山芋交給同性戀處置。

這本小說暗示了,同性戀在戒嚴時期、台灣境內,只能被動接受自己不想要的異性戀婚姻,要到(據稱無比自由開放的)美國之後才能夠主動追求幸福。在《逃避婚姻的人》中,男同性戀者跟婚姻制度格格不入,就算退而求其次,也很難享受跟同性同居的機會。相對的,讀者只要把目光從男同性戀轉移到女同性戀上頭,就會發現截然不同的光景。

在1970年代的台灣文學中,男同性戀角色往往信奉單身主義,但是女同性戀角色紛紛爭取女人跟女人同居。女性角色講究實際,想在台灣境內實現同居生活;男性角色好高騖遠,幻想要去美國才能夠快樂。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巨大差距,可以往前回溯到1960年代,也可以向後接續到21世紀。在1960年代,白先勇出版了展現同性戀生活的多篇短篇小說,其中只有女同性戀角色才要跟同性同居(可見〈孤戀花〉);男同性戀角色並不要同居,只要個人獨享的性幻想或是一夜情。至於21世紀的台灣嘛,女同志人口也比男同志人口更加積極爭取同志婚姻。例如,出版多種女同志文學的作家陳雪在2009年跟同性伴侶結婚,還出版了同志婚姻心情書《人妻日記》。

台灣承認憲法保障同志婚姻,背後有漫長歷史。要不是有祁家威幾十年來的堅持,要不是有同志文學幾十年來的想像力,平文章出處凡小民美夢才不會在解嚴30年後的2017年突然實現。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