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脫口「同志團體也是問題」,恐怕加深同志社群與傳染病的污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同志社群與運動正因為在HIV/AIDS發展的歷史中,感受到疾病的污名與性傾向間的不當連結,產生了無數令產生了無數的歧視性用語、不公對待,才會嚴正地對柯市長的發言提出批評。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本土疫情近期已趨緩,雙北兩市雖然每日仍有新增的確診個案,與先前相比已減少許多。然而,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日在記者會上又再度語出驚人,表示目前最令北市府頭疼的就是廣義的家戶感染,並點名了民眾群聚打麻將、合租公寓,以及「同志團體」。

 

柯市長此話一出再度引發討論,有議員或立法委員認為他再度失言。社會普遍認知裡的「同志團體」則紛紛發聲明回應,表示柯市長特別點名同志身份可能會加深社會對同志的汙名與負面連結。面對砲聲隆隆,柯文哲強調自己只是平鋪直述、當作公衛問題處理,「既沒有污名、也沒歧視意思,只是希望大家要注意這問題」。

 

身為台北市的首長兼疫情指揮官,柯文哲對家戶感染的憂心不難理解。但是在疫情記者會上也常將「精準疫調」掛在嘴邊的市長,對外發言時也未能掌握「精準表達」的重要性。平鋪直述的內容若是沒有告訴大眾疫情與「同志團體」間的關聯是什麼、特殊性又在哪,概括地講出這個詞恐怕又是加深社會對同志社群的偏見與負面連結。

 

更重要的是,不論疫調前面是否加上「精準」二字,這項與政府公權力密不可分的工作也須仰賴疫調人員對不同的人口群具有一定的文化敏感度,以及對(地方)政府的信任。柯文哲若是真的對其管轄範圍內的各種群聚事件感到憂心,該做的是調查這些群聚感染是否有其特殊性。若有,認真理解這些特殊性背後的文化與脈絡,才是務實面對疫情、控制疫情的根本之道。

 

 

未能說清楚的「同志團體」,恐怕加深了污名連結

從引發各方熱議與揣測的「同志團體」這詞講起。這一用法與大家熟知的「同志」(或同性戀)不同,但應該也不是社會或民眾普遍認知當中,為同志權益倡議的社會運動團體。畢竟,後者這些團體在三級警戒期間,也紛紛落實防疫措施或改為遠端工作。那麼回到柯文哲的發言內容來看,「同志團體」是他用來舉例廣義的家戶感染的其中一種類型,推測最有可能指涉的應該是一群同志的群聚。(關於「同志團體」一詞的定義,以及柯市長是否有歧視之嫌,可參考以下此篇文章)

 

柯文哲在疫調記者會說「同志團體也是問題」,是不是赤裸裸的歧視?

但問題就接著而來了,從目前市長的發言以及後續的回應,都未能看見市長或市府說明,一群同志的群聚究竟指的是什麼樣的活動,以及為何要特別點名「同志」身份。回顧疫情在世界各國的發展,家戶內的群聚感染一直都是最不易處理的。即使各國政府在政策上制定出了相關的規則或建議,各家戶能否落實大多還是仰賴民眾的自覺與自律。柯文哲或北市府若是沒能解釋同志的何種群聚活動或行為需要特別留意、以及此行為是「同志團體」獨有的,那麼就只是曝露出了對同志身份的性別偏見。

 

如同許多真的「同志團體」所言,病毒的傳播行為不會區分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在未有一定程度的證據面前,特別點出同志此一身份,反而有可能讓同志社群與傳染病的污名再度連結。

 

愛滋病的歷史中,不當的負面連結造成了哪些後遺症?

同志社群或倡議團體對柯文哲的說法如此重視並非小題大作,必須放在同志運動長期以來致力於對抗疾病污名的歷史脈絡裡。回望HIV/AIDS此一傳染病剛在美國出現且爆發之際,因為在最早的幾個病例身上發現有男男間的性行為,曾一度出現男同性戀免疫缺乏症(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這樣的歧視性用語。即使後來發現HIV/AIDS在不同的人口群也出現,甚至以目前全球的情形,異性戀感染HIV/AIDS的數量也遠多過同性戀者,同志與HIV/AIDS間的負面連結仍未完全消除。

 

 

這情形造成的後遺症是什麼?是國家在特定政策上對同性戀者的不公對待,以台灣為例,到目前為止仍禁止男男間性行為捐血。另外,長期將同志社群視為HIV/AIDS的高風險對象,也會讓其他不具有同志身份認同者忽略了自身的風險,產生「病毒與我無關」的錯誤認知。台灣愛滋學會理事長洪健清去(2020)年受訪時就曾表示,愛滋感染者延遲診斷的比例仍高達三成六,其中異性戀延遲篩檢比例為同性戀的三倍。

 

「污毒之血」:男同志捐血禁令背後的效益主義思維

這樣的情形也會造就非同志者在愛滋與性別教育兩方面的缺乏,精神科醫師徐志雲就曾撰文分享在其開設的同志諮詢門診,遇過一位丈夫感染愛滋的異性戀妻子。徐志雲詢問這位異性戀妻子為何來到這個門診,對方的回答是「大家都以為只有男同志會得到愛滋病,所以一個異性戀的妻子,根本走投無路。」

 

同志社群與運動正因為在HIV/AIDS發展的歷史中,感受到疾病的污名與性傾向間的不當連結,產生了無數令產生了無數的歧視性用語、不公對待,才會嚴正地對柯市長的發言提出批評。污名與不當連結並不好消除,瑞典哲學家艾莎.威克福斯(Åsa Wikforss)在《另類事實:關於知識和它的敵人》裡,談到事實查核面對的其中一個重大挑戰是:「人記得的是陳述本身,而不是該陳述為假或是毫無根據的資訊」,他因此強調媒體在犯錯時應該即刻改正是非常重要的。他也另外說到,即使你已經接受某個陳述為假,它還是會留下痕跡。

 

柯文哲如今身處市長之位又自帶聲量,一言一行都已不再是當年宣布要參選的台大醫院主治醫師。更何況他從政的時間已不算短,若也曾經歷過因表達不夠精準造成的困擾,就不難想像同志團體為何義正詞嚴地抗議。

 

 

殷鑑不遠,從韓國經驗與萬華茶室能學到什麼?

殷鑑不遠,韓國去年COVID-19疫情中的真實經驗也能作為台灣的借鏡。去年五月時,韓國發現有一名COVID-19確診者因為曾去過多間位在首爾龍山區梨泰院的同志酒吧,經過諸多媒體在報導時針對「同志」身份加以著墨,導致社會恐同的氛圍再起。此事件發生後,許多同志為了確保身份不曝光,因此選擇隱匿身份或是四處躲藏。就疫調與控制疫情來說,這絕非是好現象。

 

回頭看時間與距離都離我們更接近的萬華茶室群聚,專長為性別研究的平雨晨先前也曾撰文指出,社會對茶室工作者的身份與職業污名(這當中也參雜了對性的污名),除了使得當事人也對自己的職業身份產生羞恥感之外、也會使得他們與社會脫節,更進一步阻礙了尋求醫療協助的可能。

 

從控制疫情的角度看上述的歷史教訓,我想執政者都不會樂見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進而影響了疫情控制的可能。然而,當主政者在對外發言時未能想清楚自己想表達的內容,以及會對所提及的對象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就是等著讓歷史上的教訓繼續在我們的眼前重演。

 

不具備文化敏感度,恐怕會錯失控制疫情的關鍵

從本土疫情升溫到目前逐漸獲得控制,我們可以理解疫調與接觸者追蹤扮演角色與其重要性,柯市長也時常將「精準疫調」掛在嘴邊。但如果在進行疫調與接觸者追蹤的過程裡,未能擁有面對不同人口群所需的文化敏感度,就有可能錯失了控制疫情的關鍵。從本土疫情在台北市爆發的幾個群聚來看,疫調人員要面臨的是各式各樣的人口群與職業類別(茶室、果菜市場),也都有其相對應的生態與文化。

 

疫調人員在執行任務時代表的是(地方)政府的公權力,能否從確診者口中詢問出盡可能詳盡的接觸者,除了仰賴疫調人員的問話技巧,也與雙方能否建立信任關係密不可分。

 

確實,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對於相關的調查是有配合的義務,但當事人的行蹤除非是有被科技記錄,其他沒有被科技掌握的部分,當事人若是不願意透露,疫調人員再怎麼費盡唇舌,恐怕都問不出來。疫調人員拿出公權力或是透過逼迫的方式詢問會有效嗎?以我曾研究過HIV/AIDS個案管理師如何詢問感染者的接觸者,雙方的信任關係未能建立,用逼迫的方式只會造成反效果,達不到疫調和接觸者追蹤原本想要的目標。

 

新興傳染病的迫切性、圍堵疫情的急迫性,都讓詢問確診者的接觸者顯得更為關鍵。在這樣的過程中,疫調人員若是無法與確診者建立基礎的信任關係,甚至社會環境氛圍不足夠安心到讓確診者願意如實以告,傳染圖像的拼圖都有可能會因此少了其中某幾塊。在這場全球大流行裡無法置身事外的我們,都必須思考:我們形塑了怎麼樣的社會氛圍給確診者,而那是我們想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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