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戰爭中「毒癮」的主權隱喻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現在已經將近五十天,除了造成超過四百二十萬名難民躲避戰火遠離家園外(有些甚至遠赴美墨邊境),平民的確認死亡數據也有一千六百多人,但實際人數絕對不只於此,而現在又有俄軍在基輔附近城市的屠殺證據。現代戰爭科技強調網路資訊戰、遠距遙測、人工智慧更精準的分析,但仍掩蓋不了戰爭最殘酷的本質:對生命的抹滅與摧毀。巴特勒在《戰爭的框架》一書中認為戰爭的物質工具不只是槍砲彈藥,還包括能配置「現實」本身感官界線的影像與論述,也就是她所說的「戰爭的框架」。框架能夠區隔出什麼能被算作「生命」,什麼無法。每一場戰爭都有這樣的框架,透過報導、宣傳、數據調查、國際局勢走向不斷流通下去。它使戰爭的發動有名目、影響著士兵對現實的理解。它更能使戰火不限於戰場之上,例如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反恐戰爭」中將國土上的移民議題捲入其中、女性主義政治與進步的性觀念被動員起來對抗穆斯林社群、多元文化主義也隨之被討論起來。這些面向乍看與戰爭沒有直接關係,但若從戰爭的框架思考,可以說都是戰爭的一環,決定了哪些生命值得被保護、存續、弔唁。 

 

 

 

烏克蘭戰爭中也有這樣的框架,但其中有一個甚為隱蔽,不見於俄國發動戰爭的官方論述中,卻又攸關「生命」為何的命題,我在此想要談的是烏克蘭的鴉片類藥物成癮(opioid addiction)的問題。讓我們先把時間倒轉回到俄國於二月二十四日正式發動軍事行動入侵烏克蘭的隔天,總統普丁於聯邦安全會議上報告了戰事初期的狀況。他表示大部分的反擊火力來自長期騷擾東部頓巴斯地區的烏克蘭右翼民族主義組織,意圖將戰火引向當地平民。他呼籲烏克蘭軍隊推翻腐敗的基輔政權與俄方和談,不要聽命於一群「毒蟲和新納粹份子」。「毒蟲」一詞(наркоман)在這裡的出現很有意思,因為很少人會用那麼瑣碎、無關緊要的詞彙來指涉戰爭中的敵方,相較起來,普丁談話中「恐怖份子」、「新納粹份子」的指控就相當符合其發動戰爭的論述。有一個說法是他在暗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2019年總統大選時開始流傳的吸毒謠言,當時甚至還有澤倫斯基與尋求連任的對手波洛申科同時公開驗血證明沒有毒癮的劇碼。雖然事實查核組織已指出這是出於俄國資訊操盤網站的抹黑,但到現在還是有如親俄議員基瓦(Ilya Kyva)在說澤倫斯基患有毒癮意志不堅、受到西方控制的這種言論在散佈。

 

先不論普丁是意有所指還是無心之言,鴉片類藥物成癮在烏克蘭是一個相當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與愛滋病毒的傳染流行更是密切相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0年的資料,烏克蘭擁有該年度歐洲最高的愛滋病毒感染發生率(每十萬人有37.5個案例),而因為藥物注射而感染的狀況也是全歐洲最嚴重的。目前烏克蘭共有約二十六萬個愛滋病毒感染者,而鴉片類藥物注射者則約三十一萬人。聯合國愛滋病聯合規劃署2015年的資料指出,在烏克蘭每五個藥物注射者就有一個帶有愛滋病毒。烏克蘭衛生部愛滋病中心2013年的資料則顯示有45%的愛滋病毒感染是藥物注射造成的,而在1998年,所有已知的愛滋病毒案例中高達80%在注射藥物。因此,治療並控制鴉片類藥物成癮被認為是防治愛滋病的關鍵,其中最被重視的策略是藥物輔助治療法(medication-assisted treatments, MAT),也就是用醫療機構核准的鴉片替代藥物如美沙冬(methadone)和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並結合心理諮商和其他行為治療的一套療程。然而,戰爭卻打亂了這樣的公共衛生計畫,許多報導已經在探討這個戰爭傷亡之外的人道危機,包括藥物成癮、愛滋病、以及C型肝炎病毒、肺結核在內的大量患者都將因醫療藥物中斷造成健康嚴重的影響,甚至失去生命。

 

 

 

但鴉片類藥物成癮不只是戰爭的背景,更是戰爭的框架。人類學家珍妮佛‧卡羅(Jennifer Carroll)的民族誌《毒癮:烏克蘭的藥物、愛滋病毒和公民身份》(Narkomania: Drugs, HIV, and Citizenship in Ukraine)提供了精彩的分析,解釋了普丁「毒蟲」的指控或許不只是人格的詆毀,而別有深意。這本於2019年出版的傑出作品探索了烏克蘭這個夾處於歐洲和俄國之間的後蘇聯國家如何透過藥物成癮問題的治療策略以及公共衛生政策彰顯其主權、制訂其公民身份、安排其國界,回應俄國由東而來的步步進逼,在現在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中讀起來更是擲地有聲。書名「毒癮」(narkomania)一詞是烏克蘭稱呼並理解藥物成癮的用語,與普丁的用詞相當,意思是無法控制的狂熱。但有別於西方特別是北美文化對「癮」的道德靈性與生物醫學的意涵,也就是這是可以透過多重管道來管理調整的個人意志問題,蘇聯計畫經濟、權威領導、集體生活遺緒下的醫學知識對此有著偏向生理物質性的認知,亦即成癮的習慣是因為長時間暴露於外在刺激、影響體內神經網絡路徑而造成的結果。這兩種邏輯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治療方針:前者是輔助療法(MAT),強調在「正常」情境如家中以低成癮藥物的服用逐步減少患者對針頭施打的鴉片類藥物如海洛因的依賴,並減輕戒斷症狀。它還能進一步結合新自由主義價值如消費市場、個人責任、公民意識、與非政府組織的服務。然而在後者的邏輯中,服用任何替代性藥物是絕對不見容的。相反地,患者必須被放置在阻絕外在刺激的環境中,例如住院甚至監禁,並透過能帶來相反效果的物理與心理治療來扭轉其偏差的神經網絡與行為。我們由此可以看到,這兩種治療策略也是對「生命」的不同管理方式。

 

 

 

儘管輔助療法現在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藥物成癮防治策略,在世界各地的推行並不是那麼順利。以台灣為例,政府推動輔助療法已超過十年,但只有不到兩成的海洛因成癮者在使用,甚至還有「美沙冬喝了會變呆」、「大毒換小毒」等說法。類似地,在卡羅開始田野工作時,烏克蘭約有八千人在接受輔助療法,這在高達三十一萬的鴉片類藥物注射者中還不到3%。如同上方所述,這樣的狀況與當地社會文化對「癮」的理解有關。因此,卡羅一開始的研究問題很簡單:為什麼這些人會願意進入輔助療法的療程中?在夾處於西方與俄國之間的後蘇聯社會中是什麼樣的生命經驗使他們開始注射藥物,然後意識到成癮是一個問題並想要尋求治療?在接受輔助療法的過程中又有什麼樣對自我的體驗、對正常生活的想望?

 

在她進行田野調查之際,2013年年底的烏克蘭廣場革命發生,群眾上街抗議當時的總統亞努科維奇終止簽署與歐盟的聯合協議和自由貿易協議並轉向親近俄國,最後致使他在2014年二月被罷免下台。這段時間的風波,再加上2014年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兩個州脫離烏克蘭獨立與後續戰爭的風暴,讓她更清楚地看到鴉片類藥物成癮與國家主權、公民、邊境的關係,也就是成癮者這個看似與政治權力無關的群體如何在主權論述與行動中被排除又納入於烏克蘭國家的想像(就是阿岡本說的那樣)。也因此,他們並非過往批判全球公共衛生計畫的醫療人類學研究文獻中所揭露的結構暴力受害者而已,而還可能隨著國家醫療政策的調整而參與民族國家的建構。有著類似觀點的民族誌還包括探索土耳其參加庫德衝突而受傷失能的退伍軍人如何被其主權政治吸納的《祭肢:土耳其的陽剛氣質、失能、與政治暴力》(Sacrificial Limbs: Masculinity, Disabilit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urkey, 2020)。

 

 

 

從這個視角來看,2013年烏克蘭廣場革命的爭議可以再往前推到2002年。當年烏克蘭衛生署獲得秘書處設在瑞士的全球對抗愛滋病、肺結核和瘧疾基金會(The Global Fund)共九百一十萬美金的補助,用於國內愛滋病毒的治療照顧。然而,基金會的補助態度是希望非政府行動者能密切參與相關計畫,而非交由中央政府全權處理,但烏克蘭政府認為這削弱了其主權,阻擾其決策自主性。這樣的意識型態衝突使得基金會在2004年終止了對烏克蘭政府的補助,並轉而將經費交付給一間以基輔為基地的非營利組織「國際愛滋病聯盟」(International HIV/AIDS Alliance)來管理。而由於鴉片類藥物成癮與愛滋病的密切關連,輔助療法與相關機構也開始在基金會的推動下於烏克蘭出現,透過非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經營。可想而知,奠基在蘇聯時期醫療體系上的烏克蘭國家公共衛生單位是不支持輔助療法的。事實上,在2014年之前烏克蘭所有的輔助療法計畫經費都來自於國際組織。而在卡羅的田野工作期間,她也觀察到提供輔助療法的診所與醫療人員處處受到政府的限制。例如衛生部、內務部、和檢察機關共同批准一條法令,要求藥物成癮患者必須先被一個醫療委員會診斷、並註冊在一個國家「毒癮」名單上。這使得診所無法自由提供輔助療法並且要時常向上呈報相關記錄,而尋求協助的患者也容易受到警察的監控騷擾。2012年衛生部又通過一個直接針對輔助療法的法令,規定只有在試過多次非藥物療法的藥物成癮患者才有資格接受輔助療法。此外還有替代性藥物必須放置在診所內獨立空間中且配有警報系統、藥物的發放必須在特定地點等瑣碎規定。這些都在在阻撓了輔助療法的進行,但反而更貼近俄國針對藥物成癮的醫療法令。在那裡,輔助療法是違法的行為,替代性藥物如美沙冬和丁基原啡因更是被列為違禁品。

 

隨著2013年廣場革命造成的政局變化,烏克蘭的公共衛生政策也轉向與歐盟較為一致,輔助療法也開始重新受到國家的重視,在2016年政府甚至宣布將補助國內所有的輔助療法計畫。到了2018年,接受輔助療法的患者已從原本的八千多人提升到一萬多人,提供服務的診所地點也已多達186間。另外方面,2014年脫離烏克蘭獨立但實則受俄國控制的克里米亞則走向全面禁止輔助療法的道路。這使得當時八百多名正在接受輔助療法的當地患者受到極大衝擊,具調查其中一百多人因無法得到替代性藥物而之後死於吸毒過量或自殺。類似「優生學」的論述也在此出現,認為患有「毒癮」者所生下的孩子多病變殘疾,危害了該地區的基因。而在廣場示威期間,示威者也常被親俄陣營指控為神智不清的「毒蟲」或「酒鬼」。在此我們就可以看到普丁「毒蟲」說的脈框架,也就是對烏克蘭重新定位、親近西方的主權形式的攻擊,以及對其生命價值的抹滅,只是在此是藉由醫藥的隱喻表達出來,從而合理化戰爭的發動。

 

然而在後廣場革命的烏克蘭國內,輔助療法主要想幫助的藥物成癮族群卻也陷入同樣的範疇中。支持輔助療法的論述強調的並非這套機制如何能提升他們的診療品質、恢復正常生活,而是能讓一般公民免於受到他們的負面影響,包括犯罪的傾向。在2013年廣場革命期間,示威陣營同樣也明確表示不歡迎使用藥物者參與他們的政治行動。同年稍早,政治立場與示威者相近的烏克蘭政黨「網路黨」領袖裝扮成星際大戰的達斯維達,以戲謔的公眾劇場行動揶揄當權者的無能,其最主要的攻擊是政府對毒品使用與交易的縱容。而當頓巴斯的兩個州落入俄國控制時,當地分離主義的支持者也被認為是意志不堅、易受操縱的「毒蟲」。事實上,作為邊境的頓巴斯二州本來就是烏克蘭公認的毒品走私重鎮。藥物成癮者於是在新烏克蘭主權、公民、與國界的想像中,再次被排除。

 

回到巴特勒的《戰爭的框架》,她提醒了我們戰爭發動時生命的危脆性,不只是在戰場上,也在各種論述中。更重要的是,生命所遭遇的暴力不只是來自於發動戰爭的一方,也可能來自正在「保護」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要求國家保護他們,但使其必須尋求保護的,正是這個國家。讓民族國家保護而免受暴力侵犯,就如同暴露於民族國家所掌控的暴力之下。因此,奢望民族國家保護他們免於暴力,正是交換了兩種潛在的暴力」(中文版頁62)。烏克蘭的鴉片類藥物成癮者在戰爭開始前已處於這樣的困境中,在戰爭中更是如此,這是隱蔽於各種戰爭傷亡流離數據之下最深沈無奈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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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
林浩立 戰爭的框架:烏克蘭戰爭中「毒癮」的主權隱喻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25)